其实，明星代孕这个话题一直存在，这个现象还挺普遍，从苍井空到朱丽倩，赴美代孕似乎是明星圈的一个普遍现象。代孕在国内一直属于灰色地带，2017年初也是春节前后，互联网的第一场论战就是关于代孕，有接近大约300万人在微博上参与了代孕是否应该合法化的大讨论。这场讨论源于《人民日报》刊发的关于《生不出二孩真烦恼》的报道。有些专家表示，“应该适当放开代孕准入”，“伦理不应该成为代孕技术的负担，而应该成为促进进入有序发展的工具”这在当时，很多人认为代孕有可能解禁，后来不了了之。

　　代孕一般是指在体外受精的卵子在行成胚胎之后，将其植入代母体内的过程，属于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一种。代孕的前提是试管婴儿，目前试管婴儿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经历了一代，二代，三代试管技术，一代通常是体外受精，就是从母体取出卵子后，将精子一同放到培养皿中自由结合，之后放到母体子宫内。而二代试管多是解决男性弱精等问题，即为单精子注射。国外一般是第三代试管技术，就是在行成胚胎之后，对于胚胎进行基因检测，挑选出更加优质的胚胎移入女性体内。1986年，我国诞生了第一例试管婴儿，10年后，国内首例代孕母亲试管婴儿在北京出生。

　　一般寻找代孕的人士大都是具有以下特点，即卵巢仍旧能排卵，但是子宫有问题，即是胎儿成长的土壤出现了问题，许多的医院看到了商机，一时间许多医院都出现了相应的业务。

　　随之而来的是伦理的讨论，有人认为，代孕是以往借腹生子模式的变种，会将人类的生育活动推向市场，女性的生殖器官变成了制造和加工婴儿的机器，婴儿也变成了产品。2001年之前，对于医院是否能从事代孕的话题也困扰着政府相关部门，政府曾经组织相关人士，包括伦理学家，法律界人士，生殖专家等讨论是否放开代孕，与会学者权衡利弊，一致认为要前面禁止代孕。

　　2011年，原中国计生委吴景春在一次论坛上称中国的不孕不育人群已经超过5000万，并仍持续增加，生育危机即将到来。通常解决不孕不育的手段是通过试管婴儿技术，国外试管婴儿成功率通常可以达到60%以上，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国内一部分私立医院看到商机，引入了美国的设备和实验室标准，以及国内顶尖的生殖专家，成功率大幅度提高，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代孕这个事情在国内仍是灰色地带。同时私人代孕机构的出现瞄准了一些因为子宫问题无法自己生育的人群。可以说，私人代孕是一种钻法律空子的行为。“现在的法律条文还只有卫生部的规章制度，只限于管理的医疗机构，对于代孕中介来说，并没有法律约束”，换句话说，从事私人代孕服务的中介并不违法。中介通常会在国内寻找可以合作的医疗机构和代母，来完成一系列的工作。疫情前的另外一种模式是去国外，包括，美国，俄罗斯等商业代孕合法的国家寻求医疗帮助，中介帮助客户办理签证，寻找代母，预订月子中心，以及辅助生殖的医院服务。

　　国内私人代孕目前已经非常细化，有着分工非常明确的生产线，中介负责寻找代母，有人提供代孕手术所需要的各种医用器械。其实，针对于私人代孕机构，卫生部曾经希望对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进行修正，有专家甚至提出是否可以放开部分商业代孕，对于一些医学指征可以采用代孕行为，但是最终讨论的结果是不修改。

　　针对我国目前的代孕现状，一部完整的辅助生殖法，例如精子管理，卵子管理，代孕管理等等特别重要。但是可惜的是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表决时，删除了草案中关于“禁止代孕”的相关条款。原因是修法应该未然“全面二孩”的决策畸形，“禁止代孕”规定与“全面二孩”没有直接关系。代孕因此一直处于灰色的地带中，参考国外的前车之鉴，也许可以让法律专家和学者深入探讨，国内的代孕是否可以从医学的指征中适当地开个口子，特别对于那些确实不能生育的服务，在保护权利和利益的情况下，许可妊娠代理孕母的行为。